彭浩翔执导的影片在香港新生代导演群的作品中独具风格，浓郁的港式喜剧风格为他的电影贴上了特有的“彭式”标记。“志明春娇”系列影片更是以其对都市边缘男女日常情爱的精细刻画、与众不同的表现视角、特有的黑色幽默风格等，在众多爱情题材影片中脱颖而出。于2017年4月28日在中国大陆公映的“志明春娇”系列的最新作品《春娇救志明》，距第一部《志明与春娇》已经有了七个年头，志明与春娇两人的故事也由后巷邂逅的浪漫甜蜜，走过了因平淡而分离，又因重逢而激情燃烧的破镜重圆，走向更深层次的性格因素导致的两人之间从冲突到调和的结局。

《春娇救志明》便是围绕春娇的多疑性格与志明稚气未脱的性格展开讲述的：年过四十的余春娇越来越无法从张志明身上得到安全感，认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负责任像极了曾经抛弃过母亲和自己的父亲，终因地震时没有陪在身处危险的她身边而与他断然分手。张志明在分手后的痛苦中反思自己的不成熟，精心策划了向春娇求婚，挽回了这段感情的同时，也由长不大的男孩逐渐向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转变。表面上看，《春娇救志明》这部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余春娇用她的青春“搭救”了做事说话都不考虑后果的男孩张志明的过程，而后获得了志明成长的结果。但电影中还有不得忽视的重要一点就是余春娇之所以要“救”志明的原因，即她多疑性格的养成过程以及她对安全感的需求形成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春娇救志明》就不仅仅是一部爱情题材的电影，而是包裹着爱情外衣的人格探寻作品，实际上讲述了余春娇由需要的匮乏到随之的产生强烈需求再到需求得到满足并激发出自我完成欲望的健康人格养成过程。

一、匮乏性经验的产生

电影《春娇救志明》剧照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健康人格的养成必须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的参与，按照层次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所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一层级的需要满足后才能推动更高一级需要的产生。当需要未能得到满足时，便会出现种种匮乏性体验。“让一个普通的孩子来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常常会引起威胁或者恐惧的反映……特别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雄辩地证明了父母作为保护人的作用。”[1]然而，一旦作为保护人的父母消失，孩子则会沉浸在由恐惧和不安构筑的世界里，“仿佛变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2]。电影主人公余春娇的匮乏性体验来自于童年时期父亲对家庭的抛弃，年少的她在作为相对稳固的家庭结构中的重要保护者父亲的缺席下长期处于不安、恐惧、提心吊胆的状态。片头近十分钟的恐怖故事，可以看作余春娇源起于童年时期心境的投射，故事中被怪兽吃掉的姐弟俩所处的危机四伏失去庇护的无助境地，正是现实中的她和弟弟在父亲离家而走后面临的境地。同时，余春娇又展现出对地球保卫者“小双侠”的偏爱，表明她潜意识中极度渴望“保卫者”形象的出现。这份偏好对于没有过匮乏性童年体验的张志明来说一无所知，更无法在短时间内感同身受，因之引发的志明不解春娇的风情并非如春娇闺蜜所说的年龄差距。

之所以余春娇会把童年的缺失一直带入到进入中年后对伴侣的补偿性需求中去，是因为受到了童年经验本身的性质和原生家庭环境不自觉的操控，童年经验指的是“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3]。童年经验有匮乏与丰富之分，匮乏性的经验对儿童的影响更为深刻和持久，它们往往成为伴随儿童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心魔”，成年了之后，这种对存在的不安感就转嫁于身边的伴侣，春娇对志明的多疑和渴望他的保护就是匮乏性需求的表征。原生家庭也是个人人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人在心理上的冲突常是来自个人的原生家庭，而后持续在当前的亲密关系中不断地表达出来”[4]。一旦伴侣有类似于从前发生在原生家庭成员身上的举动，就会触发个体痛苦记忆的开关，为了抗拒这种回忆的再现，而不断指责对方的言行，试图通过不断的强调来规避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地震过后的余春娇在对他们之间矛盾关系的一番剖析中，暴露了童年经验和原生家庭对她的深刻影响：“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因为我变了，也不是因为你的年纪小过我，而是你跟我爸爸根本就是一类人。每次一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你就会抛弃所有东西，牺牲所有东西，满足你自己，成全你自己……我不想整天都提心吊胆，我不想做那个被抛弃的人，我不想像我妈那么坚强。”可见，印刻在内心深处的童年家庭阴影，使余春娇不自觉地给张志明戴上抛家弃子、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帽子，自己在想象中则会成为被抛弃的母亲形象。不同的是，她不想像母亲那样被动忍受，就选择了主动的结束，以规避更大的痛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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