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4]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地发展，“大健康、大卫生”理念为新时代人民健康事业指明了科学发展的整体方向。

“大健康”理念扩充“人民性”健康的内涵与外延，“人民性”与健康要素、健康过程、健康边界紧密相连，是全过程的人民健康。一是大健康观是健康要素的广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人民对健康的需要也日益多元化，躯体健康、心理健康、智力健康、道德健康、行为健康，生态环境健康以及社会环境健康等都成为健康的组成要素，从而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二是大健康观是健康过程的前后延展。由过去以诊疗疾病为重点转向对产生疾病的遗传原因、生活方式原因的关注，延伸为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的全过程，并把中医的保健与治疗作用融入其中，中西医结合，从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全过程。 三是大健康观是医学边界的扩延。健康不仅是医学专业的技术，还是美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领域学科的内容。这生动体现出一种大健康的思维模式、价值规范、行动理念，个人、全社会、国家形成以大健康价值观为核心的健康共识，从而明显提升大健康观的引领力。

“大卫生”理念提升了“人民性”健康的战略发展地位，“人民性”的健康是国家战略，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大卫生”着重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空间的自由流动性、人时间的自由掌控性都呈现出无限扩展的状态。这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提出了一个现实境遇的挑战——在越来越开放自由的条件下，如何有组织地促成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医疗供给平衡、弱势群体医疗脆弱性的减少等，从而改善人群健康，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二是“大卫生”是跨部门、跨国之间的合作。跨部门的合作表现为全社会的医学部分、非医学部门(如保险)、健身器材公司、健身会所以及营养品公司(或者称之为养生产业)等部门，以促进健康为目的的彼此嵌构；跨国的合作表现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合作等。三是“大卫生”理念是国家层面的卫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一部分。人口的疾病谱新变化以及流行病预防、传染病的控制等都已是国家战略与安全的内容，也是国际化问题。

2 健康的“公平正义”是“人民健康”制度“人民性”的内在要求

这是从制度本身分析“人民健康”制度“人民性”。制度伦理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否有利于充分发挥实践主体能力，是否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素质，质言之，是否有利于促进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也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根本标准和方向[4]。“人民健康”制度的“人民性”与制度伦理本身是在本质上是同质的，这为“人民健康”制度的“人民性”提供一个合理制度内核。

2.1 “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5]其中就包括健康的公平公正，健康的公平是指健康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健康的正义正是指“善”的制度中健康的社会价值。

一方面，健康的公平来自制度的建构。健康是最基本、最基础的个人需要。“将健康融于所有政策”提出，保证了健康公平实现。因为，要实现健康公平，就需要不同部门监测与预测政府政策对健康与健康公平的影响，用什么方法来保证这个环节，就是核心问题。比如健康的社会因素中健康影响评价、健康需求预测等。

另一方面，健康的正义来自经济基础的正义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每一次生产力的解放都是把人的关系还给了人本身，人的自由与平等在经济正义的前提下得以实现。在剥削社会中，经济是不正义的，是一种剥削与掠夺的关系，剩余价值掩盖了一个不正义的秘密——劳动力的价格掩盖了劳动的价值，用形式等价掩盖了内容不平等。在扬弃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经济是正义的，其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者、劳动产品占有者三者的统一。所以，“人民健康”制度“人民性”的正义性是建立在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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