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社会阶层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社会公正视角。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社会身份、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等的看法,本身就会受到社会阶层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人们只需要60 秒就可以识别出正在交往的陌生人之间的社会阶层高低(Kraus & Keltner,2009),而高阶层比低阶层更认为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是不可改变的(Kraus& Keltner,2013)。对于社会公平,我国学者系统考察了高低社会阶层在社会公平感知与归因、公正世界信念和制度正当化等方面的差异(郭永玉等,2015)。未来的社会文化视角研究需要考虑如何对高低阶层在社会公正认知方面的差异进行整合,以及探讨对社会公正的认知如何影响差异教育对低阶层个体的干预效果。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社会文化视角仍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4.3 社会文化视角的跨文化研究

社会文化视角关注的是阶层文化对于个体的影响。然而,具体的社会阶层文化情境是嵌套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国家)背景之中的。美国学者提出的社会文化视角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即默认社会主流文化推崇的是独立我,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关于社会文化对社会阶层心理影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社会阶层对个体的影响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 另有学者认为,社会阶层对个体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下存在差异,与社会文化规范相一致的心理及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在高阶层个体中更明显(see review in Grossmann & Varnum,2011)。与一致性假设相符,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被试中,高阶层个体均表现出更多的与“独立我”相一致的分析型认知风格,而两国的低阶层个体则均表现出更多的与“互依我”相一致的整体型认知风格(Grossmann & Varnum,2011)。另一方面,与交互假设相一致,有研究表明(Miyamoto et al.,2018),美、日两国的高阶层被试均更加重视独立、自我表达等自我导向的价值;然而,在日本被试中,高阶层的个体同时更加重视服从、尊重等与互依我文化规范相一致的价值。

考虑到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该视角的基本假设在中国的适用程度仍需检验。例如,该视角认为,高阶层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关注自身需求、敢于表达自我的品质,这些教养方式有利于培养孩子形成符合高阶层社会预期的“独立我”;相反,低阶层的父母注重教育孩子服从权威、重视人际关系,这种教养方式有利于让孩子形成一个“互依我”以更好地满足低阶层的社会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独立我”文化背景下(Markus & Kitayama,1991),高阶层的阶层文化与社会文化规范均强调自我表达与独立,即阶层文化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影响相一致; 然而,在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互依我”文化背景下(Markus &Kitayama,1991),社会文化规范注重人系关系和提升他人福祉,即高阶层的文化与(国家)社会文化所强调的内容不同。佐藤宏和李实(2008)对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份、家庭文化和教育的研究发现,地主/富农家庭的后代其受教育水平在毛泽东时代因成份歧视的影响出现了下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有所反弹。该研究虽从侧面佐证了社会文化视角关于阶层“再生产”的观点,但这种在社会变迁背景中的阶层起落也展示了更复杂的文化差异问题,遗憾的是,研究者并没有直接检验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

4.4 社会与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社会阶层

社会文化视角将社会阶层看作一种文化的载体,其关于阶层差异的情境式解释和干预也借鉴了多元文化培训提升跨文化适应的思路。随着社会的变迁,虽然社会有贫富差异扩大的倾向,但包括地理的流动和社会身份的流动等多种社会流动也比以前更频繁。因此,社会文化视角可以扩展到解释更多的阶层文化现象,如基于阶层的双元文化认同。研究者考察了那些经历从低社会阶层到高社会阶层流动的人群,如出身寒门的第一代大学生(First-Generation College,FGC)。高低社会阶层的双重身份给FGC 带来了适应压力,如果他们能够整合这种跨阶层的双文化身份,将适应得更好,也会取得好成绩(Herrmann & Varnum,2018)。研究者进一步开发了社会阶层双元文化整合量表(Social Class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SES-BII),题目如“我感觉很容易融合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文化”。

在更宏观的阶层与文化变迁方面,Kagitcibasi(2005)基于持续20 多年的欧洲多国大型调查研究,发现：随着社会从传统的、贫穷的、集体主义社会文化背景,发展到现代的、富裕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背景,互依型家庭模式并不必然被独立型家庭模式所取代,而是会产生第三种家庭模式,即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式。与此同时,在这种家庭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将会发展出兼有独立我和互依我两种特点的“自主?关系型自我(Autonomous-Related Self)”。这种变迁模式尤其出现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集体主义社会文化背景下,特别是这些社会的中产阶级群体中。来自中国的观点也认为,在我国传统的互依我文化与快速的文化变迁相叠加,可能会产生互依我与独立我“双高”的群体(黄梓航 等,2018)。这些研究和观点有望丰富社会阶层的社会文化视角,尤其对未来进一步系统考察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群体自我建构的特点,并设计相应的干预方案帮助不同阶层去更好地适应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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